尊重客观 尊重信仰

在太德公世次认定会上的发言提要

 

我们现代编通谱，纵惯古今4000多年，横跨全国及海外，是一项既复杂又坚巨的系统工程，之所以是系统工程，是因为这项工程的实施者必须注重工程质量，因为质量的校验者达700万人之多。我认为：要达到700万人校验满意、认可这项工程的质量，必须尊重下述三个原则：

一、尊重历史

凡是有关吕氏历史的文献与信息，不论来自正史或野史，不论来自古代还是近代，总有他产生的基础和依据，我们首先要用尊重的心态来研究，不能随意修删，一言否之。

二、尊重客观实际

我吕氏得姓4000余年，在公元前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正处文字孕育到形成的造字与运用之初级阶段，人名字号和姓氏文化无从规范，导致文献匮缺，给后人研究祖籍和轮辈传承留下不少迷团。自公元纪年以来，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时代，整个社会教育事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族人的文化水平上不去，知识分子十分稀少，姓氏文化事业和家族文化的研究整理、学习运用的程度十分有限，极不完善，更谈不上普及。加上政治、经济、信息、交通困难等条件限制，不可能统一编制一套盖之于全国吕姓的家谱。由于历代战乱频繁、逃灾躲难等原因，历代先祖四面八方地分迁，分迁时来不及抄带家谱，或没有文化抄带，或原籍本来就没有家谱，迁徙定居若干代之后，子孙有文化时，又没有条件返回原籍，只能根据传说补记，由于实际文化程度不高，理解能力低等原因，对祖籍的传说越来越少，剩下只言片语，诸如：“盖闻吾祖南京籍”，“我们是江西籍”，“湖广籍”之类。如此盖闻，年长月久，盖之范围越缩越小，这就是历史的客观实际。正因为如此，各地各支系先祖编谱时，对某一历史名人（以唐代延之公为例），东边盖闻（传）为59、64、65……代；西边盖闻（传）为48、58……代，各地相差达20代，各地均有所依，自有其据，都是由于文献匮缺，交通不便，信息不通，难以交流等历史原因给我们现代人造成的迷团。

宋末元初至今千年以来，全国代代都有分迁，一迁再迁又再迁，分支分迁再分迁……，形成当今数以万计的城镇、村落和全球众国都有我吕氏族人，少至三两户，多至万人千家。不论大小分支，绝大多数族人对原籍历代先祖的轮辈传承关系、人名字号知晓者十分稀少，只凭“盖闻”满足心意而已。云南有一支吕氏族人现今数万人口，迁居云南的始祖，实名叫吕珍，明朝正史和地方志上就有明确记载，可是珍公后裔定居云南百余年后，根据“盖闻”补记了一册家谱，同时编制了一套32代（字）的轮辈传承字谱，原定居地和几个分支都有原本或复抄本尚存，序言中第一句是“盖闻我祖吕珍乃明朝护国大将军”，又过四百多年的近代人续谱时，却把吕珍写成吕真乃，“乃”字本为文言文助词，即吕珍是明朝护国大将军，这个乃字却被他的后人当作他的名字，珍字也写成真字，改一加一，成了“吕真乃”，印在新家谱，刻在墓碑上。更有甚者，这一大支到云南后600余年中，分迁各地，有的分支家谱封面上竟然大书“李吕氏家谱”，何需李字？真不可思议。诸如上述差错，直到2007年出版的家谱才得以纠正。由此可见，实际文化水平和对历史资料的理解能力与家族文化的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家族文化的质量，就此而言，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客观对待古人文化程度及理解的偏差遗留的困惑，我们现在编通谱，决不能再留迷团给后人。这些都应成为我们现代编谱人的经验教训。

三、尊重信仰：从古到今，编辑家谱的族人或多或少带着一定的信仰，如追随名人名士、攀龙附凤、跟大支、随名堂、求通连等，这种种信仰的产生来自于四种意识：有故意的、有应酬的、有盲目的、有无法连宗而为之的。我们不防用下列几个试问来说明理由：

试问一：从伯夷得吕姓传到太公30代(历近千年)，难道真的就只传下太公吕尚一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成活率再低也不可能只剩一人，既然不只一人，伯夷的其他后裔也必然有后代传承，为何所有吕姓都只追认太公为始祖？再说太公下传二十代，也不是代代单传，为何各地家谱绝大多数支系都以继位当国王的二十代为先祖？这就是追随名人名士、攀龙附凤的意识所致。

试问二：由于历代各种原因分迁，遗忘或丢失先祖名号的事例，至今都有发生，何况先祖当年？我们叫断层或者叫失宗源，一旦想起要编谱，无法连宗，又要满足族人连宗心态，只好应酬，或抄相邻支谱、或跟大支、或随名堂、求得连通，归太公派下了。正因为如此，各地各支各时编谱时，自找连接处，对接某一历史名人(再以延之公为例），东边连接为59、64、65……代；西边连接为为46、48、58……代，各地相差达20代，试问？谁能肯定那个支系是延之公的后裔？和延之公同一代的其他先祖的传人哪去啦？就算延之公为46代，全国同代人不讲1万户，也该有1千户，如果是63代，同代人至少万户，我们云贵分支19代传裔都达3600余户，广西陆川分支迁徙时代相差不到200年，人口是我们云贵珍公裔的两倍。可见，延之公的认定，可想而不可解，延之公同代兄弟至少1千户或者一万户的后代那里去了？各地数十支系从46代到65代，都说是延之公的传人，各地均有所依，自有其据，过去由于文献匮缺，交通不便，信息不通，难以交流。现在交通方便，信息畅通了，你说他错了，他说你错了。要想寻根核准，实在太难，即使我们寻得实据实论，要求统一认定为63代，各地族人也不愿认同，自以为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试问三：自古到今，为了求连通，有没有盲目联宗行为：我认为肯定有。十天前，我发现一个支系3000余户，几个老人编家谱出了样书，族中传说是山东籍，但无山东任何相关文献，几个老人无法连宗，得到我这本以珍公为始祖的家谱后，为了解决连通，就盲目地从珍公第三代四户硬接，成了珍公后裔的分支……他们的观念是：现在确定了，“后人会自然认可”。可想而知：古人也会采用这种做法，强牵硬凑。

四、综上所述：我认为，家谱是前人编给后人用，重在现实，对历史遗留难题，实在难考证、弄不清、核不准的，只能忽略，不可强牵硬凑，尊重各地信仰为上策。所以，我们认为：已故先人的世次搞清当然最好，实在无法，只能忽略，各地从记忆最清晰的那一代做起、做详、做细、能让各地现代人和后人辈份统一，便于交流、便于往来就行了。族中现代人和后人都会接受和满意，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五、基于上述理念：我们湘、桂、赣、闽、黔等省认定为太德公后裔的各支系共同决定的意见和要求如下：

(一）我们认定太德公为76代的原则不能变更。除上述理由之外，更为现实的理由和难题如下：

1、因为各支系族中父老都是以太德公为76代往下排世系的，近20年内，各地族人在安居乐业之余，上念先祖，下顾子孙的家风已成时尚，为前辈竖碑立传，孝敬先祖的行为进人高潮，每一座墓碑上都铭刻着几代人的辈份序号，这些墓碑不可能推倒重建。

2、已出版发行的各支系家谱均以太德公为76代编列世代辈份，累计发行万余册（套），不可能全部收回重编重印，花钱买回重编重印、免费重编重发都无法全部收齐，还要挨骂。

3、即使花钱能买回，重编重印、免费发行，谁出钱买回？谁出钱重编重印、重发？

4、已知太德公诞生于公元1178年，至今为834年，按76代计算：现有最小辈分为107代，实际传承32代，平均为26年传一代，符合人类繁衍规律。

(二）关于吕不伐，我们认可23代，遵重曾经出现过的历史资料，毕竟有出处，才得以流传。理由和难题同上。

(三）关于延之公属那一代，随总会认定无异议。

六、议题之外的几点建议：

1、建议在各种场合及书面文稿中，改“世次”为辈分，以尊重民间平常交流的传统习俗，因为辈分的听觉有亲情感。

2、文化是需要发展和创新的，建议几个定义和概念需要调整、完善，以便统一宣传口径，便于交流，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不断修饰才得以弘扬的。

概论：家谱和字谱是一个文化领域的两种载体。家谱是记录和保留历史；字谱是一种制度。两者是共生并存、互为作用的同一个文化范筹。两者的产生和运用，目的、作用和意义都是整理家族文化、规范家族事务管理、完善家族历史、补充国家历史。

字谱：轮辈传承字谱，俗称“字派”或“辈份传承字谱”，正当定义应为轮辈传承字谱，可简称“字谱”或“轮辈字谱”，字谱是一个民族或家族世代繁衍，传承伦理的记载符号，是族中区别、辨认老少的一种制度，设计人的姓名时，自觉配用字谱取名，是关注家族，敬老爱幼，上慈下孝的伦理道德行为。轮辈字谱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凡编有家谱的各姓各支都要必然配有轮辈字谱，要求各代各人用字谱取名，对于区别老少、敬老爱幼、准确记录家族世代传承、整理人文资料、研究家族发展历史、实施德礼教育、完善伦理根系、加强本地宗亲往来、促进异地宗亲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家谱：家谱是姓氏文化的重要标本，是家族人文资料的载体，是国家历史三大支柱文献之一。家族历史是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国家的最小集体，个人文明，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国家文明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家族文化事业，也是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

汇编家谱，是家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补充、完善国家历史的光荣任务和历史责任，符合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我们要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在六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用全新的思维，科学的方案，用必要的创新技术编好家谱，光宗耀祖。把《现代家谱》编成真正既有收藏价值，更有使用价值的传家宝典。